空谷绿音

1989年5月20日是个星期六。

那时候还实行6天工作日，学校每周六上半天课，下半天放学生回家。但就在这个周六最后一节课前，学校广播突然宣布下午举办活动，全体学生不得离校。

为了让学生放心玩儿，校方使劲浑身解数，电教室放着电影，小礼堂和阶梯教室有集体活动，甚至开放了领导视察时才会开启的高档电教设备——日本捐助的全套JVC高清晰电视，反复播放着芭蕾舞剧和自然纪录片。学生们可以晃来晃去任意选择，整个下午成了突如其来的狂欢节。

将近二十年过去，至今我仍对贵党的伎俩耿耿于怀。

就在我没心没肺的看着高清电视里放的自然世界傻乐时，车友一脸焦虑找了过来，说校外传来消息，地铁和公交车都停运了。四点前后，学校已经允许学生离开，很多宣武的同学都骑上车回家了。我和车友赶紧跑出来，地铁和路面交通确实如传闻所说全部关闭。

九零年代前，老百姓对坐出租车想都不敢想，直到九二年前后出现的面包出租车——面的，才改变了大众的出行消费习惯。这是后话。只在当时，公共交通一停，我登时就傻了。

那时候家住在石景山，我每天早晨要五点多起床，六点一刻前出门，步行二十分钟，再坐近一小时的地铁，才能保证在早自习前准时到校。每天往返家与学校之间花费近三个小时，这对正发育的身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初二一年时间，我的身高从一米四多猛窜到一米六，体重却不到三十八公斤。在地铁、教室或家中呕吐晕倒是我的常项。即便如此，每天回家仍是我生活的缺省设置。

我家在国内都没什么亲戚，父母朋友也少。不能坐车回家，我怎么办？车友父亲在科学院高能所工作，住玉泉路，离学校比我家近两站地，她和我一样没法回去。两位美少女心中一团乱麻。

各自给父母单位打了一通电话。她妈妈终于联系到同事的妹妹，说在长椿街有处房子可借宿一晚。那阿姨家在地铁沿线路边，替代了故都城墙的那一排高层板楼上，宿舍是单元房中的一间。我俩步行从学校出发时已经天黑，找到那个阿姨，吃了点烧饼和粥就合衣躺下。关了灯，我和车友商量第二天怎么办，最终决定，如果交通还不行，就步行回家。

第二天天亮，地铁依然没开，路上也没一辆公交车，满街都是匆忙赶路的市民。没别的办法，随便吃点东西，我们背上书包，按计划启程。

那是初夏的一天，阳光清澈耀眼，人们低着头默默赶路，成双结对的也只是低声交谈。复兴路上一辆车都没有，路旁高大的杨树刚被夜雨洗刷一新，树叶反射着阳光，清风一起，像树冠上跳跃的无数精灵。

从长椿街走到复兴门的路上会路过鲍家街四十三号的中央音乐学院，他们面对大路方向，西墙上整面的壁画是我每次坐公交车时最爱看的风景。那天第一次步行从院外经过，才知道那面墙有多高，画儿有多大。而这画在某年学院粉刷时不知去向。

下了复兴门桥西北侧绿地有尊汉白玉雕像，是一位美丽的长发少女迎风而立，身边一群白鸽。在我路过的那天，少女额头上也系着代表决绝的布带，她饱满的胸部坚毅挺立，就像要带领这群白鸽起飞。

我多希望我也会飞啊。但像所有人一样，我们只能被困在现实中。

合着赶路的人越来越少，走过木樨地、公主坟、五棵松，到玉泉路时我们已经走了四个小时。在路口和车友告别完，我就泄了气，赶巧前一天我破天荒穿了妈妈给买的小黑皮鞋，最后的五公里基本上是拖着脚，而到家时脚上已经全是泡了。

妈妈给煮了一碗面，睡了半个下午，打听到当晚地铁开放，第二天一早我又雷打不动的去上学了。

对我这样正统家庭中长大的小孩儿来说，不上课，简直不可想象，但就在表面平静的两周后，我终于被迫休息了整一周。